张虹落选IOC运动委员会委员 谁接过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

张虹落选IOC运动委员会委员 谁接过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

　　张虹无缘当选IOC运动委员会委员。（新华社）

特派全媒体记者孙嘉晖 白志标 广州日报韩国平昌2月22日电 近日，国际奥委会（IOC）运动委员会委员竞选结果揭晓，作为6名参选人之一、上届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得主张虹选票数量最终名列第4，无缘当选。芬兰女子冰球运动员艾玛·特勒（1045票）和美国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基坎·兰德尔（831票）当选，两名新委员的任期为8年。

与此同时，中国冬奥会首枚金牌得主杨扬的IOC委员一职也将于今年到期卸任，这也将进一步削弱中国体育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中国体育要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话语权，就必须有代表人物在国际体育组织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体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霍英东担起中国“体育外交”的重任，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他借助的正是在广泛参与国际体坛事务的身份和影响力。在他的积极斡旋和鼎力协助下，中国逐步为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等组织所接纳。可见，“朝中有人”的说法在国际体坛是适用性很强的法则。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就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体育组织，通过担任重要职务取得发声的机会，为中国体育谋求合法权益。

30多年前，程万琦的身份是中国香港篮球协会主席，1972年开始任亚洲篮球总会主席。2002年，程万琦在第17届国际篮联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国际篮联拥有212个会员，号称世界第一大体育总会，程万琦在主席位置上干满了一届（4年）。

另外一位中国体育的外交家是魏纪中。2008年，在国际排联全体代表大会上，魏纪中被选举为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成为第12位在国际体育组织担任“一把手”的中国人。

而在这12人中，有4位先后担任过奥运会项目的国际体育组织掌门人。

第一位是吕圣荣，她曾担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一职4年之久。上世纪70年初，这位英语高材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一直从事体育外联工作。上世纪80年代，她先后涉足亚洲羽联、国际羽联，在国际羽联先后担任理事会理事、副主席等职位。1993年，吕圣荣被选为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1996年她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身份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另外，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国际组织中当然不能缺少中国人的身影。1995年，徐寅生以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接任主席。这位上世纪60年代世乒赛男团3连冠的主力队员，不论是当教练还是体育官员，都以足智多谋著称，他在任期间，为推动乒乓球运动国际化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中国体育人在龙舟、武术、象棋等多个非奥项目上也曾出任掌门人。

如果算上曾担任国际体育组织的副职领导人，那就更多了。名气最大的是何振梁，他曾先后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

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夕，在IOC第132次全会上，现年66岁的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当选IOC副主席。这是他第3次当选IOC副主席。于再清目前还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体育人在IOC任职，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层直接对话外，更多的工作和交流需要由单项组织委员来完成。但从目前国际体育组织的任职情况来看，只有为数不多的重要职位由中国人出任，目前IOC只有于再清（副主席）和李玲蔚（委员），国际乒联还有施之皓（副主席）、国际体操联合会有罗超毅（副主席）等。而在羽毛球、举重、射击、游泳（跳水）等中国优势项目上，中国体育人鲜有在国际组织中担任副主席以上的职务。

而这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技术官员、裁判的培养和选用，规则的制定，赛事的安排等话语权都将缺失。

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刘鹏表示，目前我们已在国际和亚洲体育组织中担任了超过350个职务，在一半以上的奥运项目国际单项联合会中都有中国人担任执委以上的职务。不过，十多年过后，这一数字不增反降，尤其在国际体育单项组织中，中国人少得可怜。

2015年，国际排联原主席魏纪中曾说过，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使中国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上的决策力，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传播积极、正面的中国体育形象。目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已超过200人。但自魏纪中去年卸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之后，奥运项目的国际体育组织中没有一位主席来自中国。过去几年，马文广和常建平分别担任国际举联和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副主席，最后都没有能竞选主席职务。

现在来看，中国人再度执掌国际体育组织的大权还是寄希望于乒乓球。自2009年起，中国的杨树安开始担任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2014年卸任。施之皓在副主席竞选中得到203票中的190票，成功填补了杨树安留下的空缺。

裁判也是话语权的体现

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赛比赛事关判罚公正的争论，所有矛头都对准场上那些观看录像回放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裁判。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从花滑赛场到短道速滑赛场，不乏来自中国的国际裁判。不过，在国际体育赛场上，中国裁判基本上凤毛麟角。

在平昌冬奥会上，担任花滑裁判的中国人是黄峰，他不仅是国际裁判，还是前国家花样滑冰队编排组教练。而在短道速滑比赛中担任裁判主管的沈玲（音译）同样来自中国。此外，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技术委员会中，吉林体育局的徐迅就在其中。

由此可见，所谓短道速滑裁判团队没有自己人的说法并不准确，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从过去两年在国际赛场的比赛情况，包括本届冬奥会中国队频繁被判犯规来看，李琰执教下的中国队似乎完全没有感受到裁判判罚规则的变化。

除了在冬奥会上有中国裁判外，在夏奥会上体操、跆拳道等项目也都有中国裁判，如多次在奥运会上担任体操裁判的黄立平，担任跆拳道比赛主裁的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赵磊等。不过，随着一些裁判因年龄或其他原因退出裁判行列，国际赛场的中国裁判更少了。

尽管这些年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成绩出色，也有越来越多的退役运动员参与到国际体育活动中来，更是不少人考取到国际裁判资格，然而真正能走上国际赛场担任裁判的却少之又少，国际赛场上的裁判更多来自欧美国家。

当然，一项竞技运动，外界渴望的就是公平，并不是说要通过自己人“占便宜”，但在国际组织和裁判团队中有自己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及时知道规则变化，特别是裁判判罚尺度的变化，从而能及时反馈给各自的国家队，让运动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可以说，在国际赛场上裁判的多少也是一种话语权的体现。

行政体制限制了继任

其实，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缺乏话语权，外界早就进行了大讨论，尤其是当初张吉龙离开中国足协直至随后退休，导致中国足球在亚足联乃至国际足联至此缺少了一位长袖善舞的体育外交家。当时就已经凸显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我们现行体育行政体制对那些在国际体育交往中有着广泛人脉的体育外交人员的限制。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有众多人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如今，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人员大幅缩减，从而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声音弱了很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过去10年间，中国多位在国际体育有着广泛交往的人员相继退休，如何振梁、吕圣荣、楼大鹏、张吉龙、杨树安等，还有因岗位调动而主动退出原来的国际体育组织，如前冬季中心党委书记任洪国。此外，也有由于其他原因辞去国际职务的，如前跆拳中心副主任赵磊曾是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因经济案件被捕。

“由于工作调动，离开原来的项目后，肯定就不方便继续在原来项目的国际组织担任职务了，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也没法代表这个项目了。”体育总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那些退休了的就更没法继续在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了。按照我们的制度，已经离开岗位的人员就无权再使用经费等资源了，导致我们没法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有很多退休后专职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有经验的体育人。”